“军纪严明、待人和气、不扰民

日期:2019-08-06 04:21

  红军过滇:播革命火种促民族团结这是7月23日拍摄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博物馆。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/摄“军民鱼水情”,是个耳熟能详的一句话。连日来,记者奔赴祖国的西南边陲——云南省,一路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,听到最多、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句线多年前的红军长征,为这个词作出了最好的阐释,也赋予了它更多血脉相连、性命相托、民族团结的含义。在敌军大部队的围追堵截下,1935年至1936年间,中央红军及红二、六军团先后辗转踏上这片红土地。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,云南有52个民族,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(杂)居区。两路红军经过云南当时的33个县境,争取到了各族人民最大程度的支援和帮助,从而战胜了长征中的艰难困苦,最终走向胜利。面对不同语言、不同生活习惯、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兄弟,红军何以能够赢得信任与支持,箪食壶浆迎送红军、义无反顾参加红军,甚至是舍生忘死保护红军、不顾危险救治红军?“模范的实际行动”和“严格遵行的民族、宗教政策”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红军过丽江,没放一枪,也没打一仗红二、六军团长征过丽江时,当地有这样一句老话:“石头不能当枕头,汉人不能做朋友。”红军的到来,打破了这流传已久的俗语。“军纪严明、待人和气、不扰民,是红军留给当地百姓的最初印象。”在丽江市七河镇东关村,76岁的纳西族老人和文戬向记者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。那是1936年4月24日,坐落在茶马古道上的东关村迎来了长征路上的红二军团。“这些战士,见人说话开口都是‘老表’、‘老板’地叫,和气得很。每到一地,他们都和群众主动攀谈,广泛宣传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救亡的道理,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。“村里人见了,都说这是支能成大事的队伍。”和文戬说,刚进村时,村民并不了解这支队伍,大多不敢出门。随着了解的加深,第二天,来看红军的人便多了起来。而红军也做足了“功课”,遵循丽江人“见红有喜”的习俗,专门给所有马匹戴上了大红花,高高大大又喜气洋洋,场景很是壮观。“红军很是艰苦,长途跋涉而来,军装大都在路上刮破了,但红色五角星帽子仍然都戴得工工整整,军容十分整齐。”为了不惊扰百姓,这支队伍不进村民家,都是露营在树林、田埂间,“所到之处,秋毫无犯”。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却处处关怀百姓,给百姓以丰厚回馈。和文戬听老辈人讲,当时还有红军给村里的一个孕妇送了半条棉被。“太不容易了!红军本身就很艰苦,很多都是一条被子两个人盖、有的半条被子也是两个人,却给了孕妇半条被子,听说被子里还放有一些宣传标语。”事实上,“中国成立伊始,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,把解决民族问题视为中国革命总问题的重要部分。”有专家研究指出,长征之前,党制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主张,为红军长征顺利通过民族地区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。早在1934年11月,红军总政治部就作出《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》,指出:“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,都密切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之解决,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。”“指示”提出了两个“必须”: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地位;各部队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,及必须的注意事项。当时制定的政策中,就包含“严格政治纪律,绝对不许对少数民族有任何骚扰……”“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,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……”等内容。在这样的明确指引下,长征所过之地,与民族同胞的感人故事举不胜举:有群众煮了几个土豆送给红军,红军战士硬是放下了两块银元;有老人提出一桶井水,放在自家门口供红军饮用,喝水后,红军战士给桶里丢下一枚银元;在云南筹措的军用物资,红军也都是以高于市场数倍的价格购买……红军在过云南的时间虽然不长,却树立了极高威信。“仅以丽江为例,红军没放一枪,也没打一仗,兵不刃血却实现了顺利挺进。”有史料记载并评价:在古今中外的战斗史中,这都称得上是一个奇迹。这段史实,后来还被称为是“红军熟练运用中华传统军事战略‘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’的经典战例”。“不是我给红军带路,是红军给我带了路”在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陈祖英看来,“这样的‘人和’,可以用几个字概括——即‘革命成果与百姓共享’。”她进一步解释:在云南一线座县城,所到之处,无一不是开牢释囚、严惩地霸;体贴百姓,买卖公平;开仓济贫,秋毫无犯,并通过各种形式,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。“正是这样的作为,使红军与各族人民建立了休戚与共的感情,为长征胜利打下坚实基础。”纳西族青年桑乐天,曾为红军做向导,带着红军一路北上渡过金沙江。但在1985年,72岁的桑乐天在为当时的丽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讲述历史时,却一再说明:“不是我带红军的路,而是红军为我带了路。”那是1936年4月24日,被囚禁在丽江监狱的桑乐天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。这一天,红二军团来到大研镇。远远的,大牢里的桑乐天就听到了人喧马嘶声,一队佩戴、帽缀红色五角星的人随后进入监狱。“他们砸开牢门,将里面的人都放了。”据桑乐天的侄孙桑增光讲述:“我四爷爷家很穷,被有钱人欺负,含冤进的狱。红军来了,四爷爷被放出来。红军还带着理了发,发给每人一身衣裳和3块大洋做为回家的路费。当天从牢里放出来的48人,都是和桑乐天一样的劳苦群众。对为他们带来新生的红军,纳西族民众感激不尽。得知红军即将北上抗日,抢渡金沙江前需要筹措粮草,大家纷纷出动,奔走相告。很快,就召集到了34个裁缝师傅。他们带来17部缝纫机,为红军昼夜赶制衣帽、粮袋。有史料记载,有裁缝一晚上就赶制了37顶军帽、16条短裤,还有的两天两夜缝了280条米袋,186顶军帽,15条短裤。“据四爷爷讲,当时缝制军帽最难的是剪红五星。”开始时,大家费尽心思,就是剪不出一个规则的。后来在红军指导下,慢慢掌握了要领,将布提前折叠,一剪子就出来好几个五角星。当地的士绅、实业家也行动起来。到丽江时,红军手里只有云南地方货币——“滇票”,但渡过金沙江,进入藏区就不能在市面上使用。把剩下的滇币兑换成银元,成为红军的迫切需要。丽江实业家牛翕夔知道后,立即找到商会成员,把有能力将滇票兑换成银元的商户都组织了起来。在他们的帮助下,红军兑换了一包包被封得严严实实的银元,足有两大簸萁。这样的命运相连、利益与共,使红军在云南的军事行动中得到了各族人民的鼎力配合。为帮助红军摆脱追击,抢占重要阵地,熟悉地形路况的当地群众主动带路,为红军赢得宝贵时间,争取了作战主动。金沙抢渡中,各族民众不顾反动政府的恐吓威胁,帮助红军寻找被藏匿的渡船,修复破损船只,或为红军扎制竹筏。据不完全统计,在皎平渡、洪门渡、石鼓渡为红军划船的船工有73人,他们冒着生命危险,打破因水流湍急、危险异常而形成的“金沙不夜渡”的传统,夜以继日,将红军摆渡过江,摆脱了几十万军队的围追。在石鼓渡江时,因军马受惊,一只船失去平衡翻入江中,四五十名红军落水。船工彭老三掌舵的另一支木船,和撑筏赶来的当地青年尹学富,奋不顾身参与救援。在与冰冷的江水搏斗中,大家合力救出20多名战士,船工周长寿却在抢救过程中献出生命。清真寺墙上的红军标语,见证民族团结“长征过程中,党的民族政策也在不断进行修正。”陈祖英介绍,进入藏区后,红军更加强烈地意识到,这里的土司、头人、活佛、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,多在当地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,“在号召群众方面,往往能起到很大作用。”而在当时,红军虽然摆脱了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,但却面临着更大的困难:高耸的雪山、无边的草地需要翻越,又是极寒气候,还有特殊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,都需要付出更大的力量搞好与当地各族民众的团结,以顺利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的。进入藏区,红二、六军团召开“中甸会议”,确定了7项政治纪律。其中包括:严禁进驻寺、不准侵犯藏民的人身安全、藏民不在家不准进屋、严禁庄稼地里放骡马等等。值得一提的是,一路走来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红军,明确作出“保护土司头人、小商贩的财产,藏民地区不打土豪”的规定。“不仅制定,每一条政策都得到了严格执行。”有藏民同胞回忆,在云南,红军所经过的寺庙均得到了妥善保护,寺庙建筑物及经堂、经书、佛像等完好无损。进驻香格里拉后,红军还专门派出了人马,在寺门前站岗放哨,不准红军战士随意到寺游玩。在居住着汉、回、彝、苗族等民族的柯渡镇,回辉村清真寺墙上的一条标语,至今讲述着红军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,使少数民族深受教育、鼓舞的故事。当时,一名红军小战士误把猪肉带进了清真寺。红军首长知道后,带这名小战士登门,向寺里的阿訇赔礼道歉。随后,朱德总司令又亲自接见了清真寺的阿訇和部分回族群众。朱德不仅详细讲解了党的民族政策,表达了“、红军和回族人民心连心”的主张,还命令红军宣传员用紫土在清真寺墙壁上写下了“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”的大幅标语。在柯渡,部分红军住在清真寺里,寺里的掌教金阿訇热情接待了红军。两位红军干部到金阿訇家,询问了当地回族的生产生活及风俗情况,谈得十分亲热,金阿訇留两人吃饭,走时红军要交伙食费,金阿訇决意不收。红军的言行深深感动了回民。其间,回族群众纷纷给红军送柴、送菜、送鸡蛋,还有老大妈连夜给红军打草鞋。红军要走了,许多人主动给红军带路,回族青年纷纷要求加入红军,有12个青年被红军收下,后来编成一个回民班参加长征。红军走后,到处搜捕红军留下的伤病员,强迫老百姓铲除红军标语。为保护寺里的标语,老阿訇和回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,想了许多办法。安博电竞他们砍来烧柴顺着墙壁一层层堆起来,把标语全部遮住,才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次搜查。作为红军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标志,这条长10米、宽0.5米,共14字的标语完整保留到了今天,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遗存。“红军远征而来,又远征而去,一语一行对当地影响深远,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”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《历史的回响——长征的云南印记》一书中这样记述:在红军感召下,云南各族青年踊跃参军,为红军补充了新鲜血液,壮大了实力。在不少地方,出现了母亲送儿子、妻子送丈夫、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。陆定一、贾拓夫到达陕北后,编写的《长征歌》也记载了这样的场景:“二月里来到扎西,部队改编好整齐,发展川南游击队,扩大红军三千几。”从云南参加红军的数千名优秀儿女,为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。本报云南中甸7月24日电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 孙海华 见习记者 陈垠杉 来源:中国青年报 最新股票行情